海外工程搞了一年，疫情索赔却像白忙活了三年——这可不是个段子，而是在2020年直至2022年这段时间里，无数中国承包商的实实在在的账单。在FIDIC99版合同的情境下，要怎样把那本该显示为“亏”的状况巧妙地说成“赔”，这所考验的并非是对法条的背诵能力，是实实在在的证据链组织能力啊。
疫情与延误的因果链必须钉死
索赔特别忌讳用一句话来概括成“因为疫情所以延期”。有一家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有着项目。在2021年3月的时候，当地实施了行动管制令。致使现场停工了35天。他们在提交索赔报告之际，附上了三类证据。一类是从政府宪报官网下载的封锁令原文。一类是申请施工豁免被拒的往来邮件。还有一类是关键设备滞留巴生港的船公司证明。这三条线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并非是我不想去干。而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干。
若是同时遭遇疫情致使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业主图纸交付延迟的情况，那就需要分别进行核算。某处于非洲的公路项目把这两类延误混杂在一起上报，业主工程师直接将其打回并要求予以拆分。后来把因实施封锁致使沥青到货延迟以及因业主变更设计使得路基停工这两种情况分别列出项目，工期索赔通过的概率反而提高了。
政府指令下的被迫放慢
存在一些国家，其并未直接下达停工指令，然而却规定工人每隔三天就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且在进出工地时查验疫苗接种记录。这样的一种“隐形减速”状况同样是能够进行索赔的，在中东地区的某个炼化项目现场，在高峰期的时候工人数量多达五千多人，每天早上开工时仅仅是查验健康码就需要排队长达两个小时。当承包商引用第8.5款的时候，不但提交了当地劳工部门出具的防疫程序文件，还附加了三周时间的门禁系统打卡记录，以此来证明平均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长缩短了1.8小时。工期索赔最终获批了21天，可是费用却没能拿到——这是因为条款本身并不涵盖成本，所以必须要另外寻找解决办法。
法律变更带来的双重损失
拉美某个国家，在疫情的第二年，忽然修改了建筑安全法规，要求将工地淋浴间的数量翻倍，并且宿舍人均面积要增加百分之四十。这并非是临时的防疫措施，而是被写入法律条文的一种变化。承包商请当地的律所出具了意见书，用以确认新规构成第13.7款所定义的“法律变更”。索赔报告把改建淋浴间的混凝土用量、水管长度都做出了增量清单，费用和工期同时得以获批。关键之处在于区分“临时要求”和“法律修订”，前者仅仅只能磨工期，而后者却能够索要真金白银。
全面停工后的不可抗力拉锯
2020年4月东南亚某电站项目被政府直接下令关闭现场，所有中方人员被撤回国内，这属于标准的不可抗力，业主也认可，然而到了2021年当地重启施工时，业主只同意补工期，却不承担近一年时间的现场看护费、遣散费以及复员费，承包商转而援引第13.7款，主张封锁令构成法律变更，并且看护工地是法律变更下的履约成本，因为两边条款交叉使用，所以最后拿回了相当于合同额1.2%的费用补偿。
最具争议的是，政府未下达指令，然而实事上处于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形。在某南亚项目所在省份，出现了社区传播现象，分包商的工人集体举行罢工，业主秉持“法律未禁止便能够施工”的观点。承包商同时开启了第19.4款以及第8.9款——一方面发送不可抗力通知，另一方面要求业主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否暂停。在僵持三周之后，业主做出让步，按照暂停施工来处理，费用以及工期双方各自承担一半。
业主工程师的远程拖延
欧洲某个进行改造项目期间的业主工程师团体在疫情结束后所有人员居家开展办公模式了，原本10个工作日的审批图纸期限延迟到了45天。承包方找出条款第八条第四款第（c）项，把每次图纸提交时刻、对方签收时刻、提出意见时刻全都制作成对比表格，证实了2020年前后的审批工作的效率下降了70%。费用索赔方面动用了这个“效率损失”的概念，并非直接索要金钱，而是依据总部管理费公式来进行折算。业主尽管心里不乐意，然而在数据面前无奈批准了8周的工期延期连同相应的开支。
法律底板的双重保险
FIDIC不可抗力条款存在一项较为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仅仅赔偿物资方面所遭受的损害，对于窝工、涨价以及防疫物资采购等情况并不予以赔偿。在中东的某个机场项目施工的期间，口罩的价格上涨了15倍，每一周消耗的数量多达三千多只，然而业主却执拗地坚持认为合同当中并没有提及不可抗力涵盖这个方面。承包商并没有强硬地反抗，而是转而深入研究合同准据法也就是当地商法，并且援引情势变更原则。本地的律师寻找到了最高法在2015年的一宗石油服务合同判例，认定类似的情况适用于公平分担。仲裁庭依据此判例判定业主承担60%数额的额外防疫费用。
如果你是中资海外项目的商务经理，在疫情进入第四年的当下，你会把索赔重心继续押在FIDIC条款解释上，还是转向研究项目所在国的司法判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实战经验，觉得本文有用的朋友请点赞转发，让更多同行看到这些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
